“十四五”是新舊交替之際,2021也是中國經濟發展重要轉折之年,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有序落實下,中國鄉村經濟呈蓬勃發展態勢,但一些地區農民合作社發展卻不盡如人意,農民合作社發展過程中出現問題的原因是?其對鄉村經濟發展的作用是?未來發展方向如何?我們一起來看有著40多年基層工作,鉆研三農領域的專家李昌金來對中國農民合作社的深度解析。希望本文能夠為我國從事合作社建設工作的研究者、決策者和實踐者提供一點借鑒與參考。

我國第一個農民合作社(后文簡稱“合作社”)誕生至今經過了60多年的發展歷程,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合作社被賦予更為重要的使命。2007年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頒布實施以來,在一系列優惠政策推動下,各種類型的合作社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看起來形勢一片大好。然而,在合作社發展突飛猛進的同時,各種矛盾和問題也不斷涌現,由此引發了社會各界對合作社發展質量的諸多質疑和發展前景的廣泛爭議。有人甚至因為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鳳毛麟角而質疑：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合作社?那么,在世界范圍內很成功的合作社,為什么到了中國經歷了60多年艱苦探索和實踐卻似乎仍然沒有得到正果?

一、合作社建設的現狀及問題

(一)合作社數量與質量的反差

截止目前,全國依法登記的合作社達到224.1萬家,合作社聯合社1.0273萬家,合作社成員6682.8萬個,全國平均每個市縣有合作社703.6家,每個村委會有合作社4.3家。我們再來看一個地級市的合作社發展,位于安徽省西北部的毫州市,一則會議消息披露,2015年,該市合作社發展到5600家,這個數字比2005年增長19倍。由此可見,近十多年來,我國合作社建設和發展速度之快。合作社數量上去了,但質量如何呢?

筆者電話聯系了安徽西北部某地級市合作社聯合會負責人,這位負責人告訴筆者,他所在的市合作社總數大約有7000多家,實際運作的只有1000多家。這位負責人提供的數字與10年有關學者調查數字大體一致。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高達90%的合作社沒有實際運作呢?首先是合作社設立門檻低且幾乎沒有退出機制,只要5個農民,有身份證并簽字按手印,就可以注冊成立一家合作社。于是,在諸多利好政策刺激之下,一些合作社發起人出于政策投機,“先占地盤”注冊合作社,但拿到營業執照卻并不營業。其次是因為市場競爭環境改變、合作社應對不力,造成合作社虧本,合作社停止經營,但農民并不會去工商部門注銷合作社。其三是有些“能人”(有些地方機關干部職工也參與其中)為了爭取項目和資金,借村民身份證注冊“空殼社”,以謀取個人私利。其四是地方政府為配合某項中心工作,要求每個行政村都要成立某方面的合作社,例如扶貧合作社、股份經濟合作社等,但多數只是掛個牌子應付檢查。其五是一些地方政府將新建合作社的數量納入三農工作績效考核指標,而基層政府為了在考核中拿高分,直接授意村委會注冊“空殼社”。其六是一些涉農經營主體為套取稅收優惠而注冊“空殼社”等等。不過,“空殼社”不是本文要討論的主要問題。

(二)市場推動型合作社

按照一定的標準,可以把合作社分成很多不同的類型,本文根據合作社成立推動力來源的不同,把合作社劃分為市場推動型和行政推動型兩大類(優惠政策推動除外)。市場推動型合作社是指主要依靠市場機制推動成立的合作社,這種類型的合作社大概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由農戶自愿組織或農村大戶號召成立的合作社(也可以稱為內生性合作社)。由于農戶掌握的資源有限,所以這類合作社通常合作水平較低、內容單一、方式傳統。但也有不少此類合作社發展得非常好。

第二類是由企業牽頭成立的合作社。此類合作社主要模式有“公司+農戶”和“公司+合作社+農戶”等模式。這種合作社主要按照市場機制運作,盡管也存在企業與農戶缺乏互信等問題,但總體上還是有生命力的,而且這類合作社數量龐大,對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三類是由專業鄉村建設咨詢服務組織(后文簡稱“鄉建機構”)輔導成立的合作社。此類合作社一般由當地有名望和社會擔當的人作為發起人,由于按市場機制運作,因此總體發展較好。還有少數由各類研究機構和NGO輔導成立的一些非營利合作社。例如,中科院貧困問題研究中心輔導的“濮陽市(縣)貸款互助合作社”等。

(三)行政推動型合作社

行政推動型合作社是指主要通過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成立的合作社。這類型合作社大概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前文提到的地方政府為配合某項中心工作,根據上級工作要求成立的合作社。例如,近數年很多省份為了配合精準扶貧工作,要求每個行政村都要成立了一個扶貧合作社,還有近數年全國開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要求每個行政村都要成立“村股份經濟合作社”等。這類合作社在中西部農業型地區大多只是掛個牌子,實際運作很少。

第二類是地方政府為發展集體經濟等,通過行政手段推動成立的村集體性質的合作社。例如,近幾年各地興起的由村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全國很多地方政府都采取定任務下指標的方式推動此類合作社建設,并因此投入了大量行政資源。例如,近幾年山東煙臺由組織部主抓的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風生水起,成為全國學習的樣板。貴州畢節市金海湖新區發文要求全區所有村 (社區) 黨支部 100%領辦合作社。這種運動式創建合作社的做法,其實際效果和可持續性以及帶來的各種問題定人擔憂。

第三類是政府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由鄉建機構輔導農村成立的合作社。這類鄉建機構總部大多設在北京,不少或多或少都有北京政界、學界背景,有些本身就是由高校等研究機構或專家學者創辦的,而且這些機構無一例外都聘請了許多業內耳熟能詳、高山仰止的知名專家學者做顧問。這些機構乘著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的東風,在全國各地承接鄉建項目,輔導農民成立合作社就是其中的一項。這類鄉建機構在全國輔導成立了多少合作社?沒有人統計這個數字,筆者估算大約在3000個左右。這些看起來高大上洋的鄉建機構,它們輔導成立的合作社效果如何?可以說半死不活和完全死掉的超過八成,效果非常好的極少。某鄉建機構號稱十多年在全國創建了300多家合作社,但真正活下來的不足20%,而活得很好的不過一二十家,而且所謂活得好的合作社也主要是做資金互助業務,并不見實質性創新功能,也未見機構所宣傳的效果,實際上遠不如那些靠市場機制發展起來的優秀合作社。

第四類是供銷合作社系統推動發展的合作社。很多地方政府發文要求依托現有供銷合作社體系發展合作社,從媒體報道來看,這項工作主要在浙江省開展的比較好,其他地方尤其中西部地區開展得并不理想,盡管數字看上去十分喜人。

(四)合作社功能發揮

合作社的宗旨和功能是為從事農業生產的社員服務,包括統購統銷、技術服務、信息服務等等。2005年,浙江瑞安首創三位一體合作社,因為得到時任省委書記習近平的肯定而成為全國各地效仿的樣板,尤其是近幾年中央多個文件鼓勵專業合作社開展生產、供銷和信用綜合合作。所以,這些年不管成立什么合作社,都聲稱是三位一體合作社,尤其是鄉建機構輔導成立的合作社。但其實真正能夠開展三位一體綜合服務的合作社很少,絕大多數還是專業合作。鄉建機構輔導成立的合作社,盡管它們宣傳的合作社功能大無邊,但實際落地的大多數還是以信用合作為主業,附帶一些統購統銷業務,其他諸如什么土地、房屋等收儲以及產權交易等功能,只是少數合作社象征性做一點,機構玩噱頭和做秀的成分大,并不具有普遍意義。

合作社辦得如此,合作社聯合社(聯合會、協會)辦得怎么樣就可想而知了。從道理上說,走向聯合是專業合作社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國家十分重視發展合作社聯合社,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還設立了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社專章。但在實踐當中,辦得成功的合作社聯合社并不多見。專家學者為聯合社設計的很多功能大多停留在紙上,落不到實處。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合作社聯合社達10273家,其中多數都是行政推動成立起來的,有不少地方就是掛一個牌子,設一個辦公室,然后政府安排三五個人在那里守辦公室,基本上沒有開展什么業務,因為下面基層社根本就沒有動。

不過,筆者調研的面不廣,也許有行政推動創建成功的合作社聯合社沒發現,但筆者熟悉的一些聲稱輔導創建了數百個合作社的鄉建機構,也沒有創建一個成功的合作社聯合社。盡管筆者知道這些機構花了很多精力與政府合作創建合作社聯合社,但結果無一不是以失敗告終。筆者認為,最大的問題是那些書齋里的三農學者設計的聯合社機構和功能等嚴重脫離農村實際。筆者曾看過一些鄉建機構為地方政府設計的“組建合作社聯合社體系方案”,其中的機構和職能框架圖密密麻麻猶如蜘蛛網,堪比一個大企業。如此龐大的合作社聯合社體系誰來養?它又能發揮什么作用?不過,諾大的中國不缺乏智慧,學者和官員干不了,但老百姓可以干出來。例如,山西永濟蒲韓種植專業合作社聯合社、安徽亳州市譙城區農民合作社聯合會等,沒有政府的干預反而創建得比較成功。

二、合作社建設問題的原因分析

我國合作社在快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總的來是發展中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有著深刻而復雜的原因,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農民的合作精神不足

有人說中國這個民族是個缺乏合作精神的民族,用孫中山的話說,就是中國人像“一盤散沙”。中國人缺乏合作精神與中國從古以來農業立國有關,自給自足、封閉分散的小農經濟很難產生合作意識；也與社會制度有關,長期專制統治和專制思想容易導致民眾只有服從意識而缺乏對公共事物的參與意識?！半u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快樂著自己的快樂”,與旁人無關等,便是農業社會的一大特點。雖然儒家也強調大同世界,其中也包含有合作文化,如“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但這些主要表達的還是廣大勞動人民向往的一種理想社會。當然,說中國農民完全沒有合作精神也不對,只是這種合作是在基于血緣基礎上的合作,即家族內部的合作。

2017年,筆者調查了貴州省大方縣興隆鄉果木村合作社,這是一個行政推動型合作社,2015年12月成立,合作社理事長叫謝少勇,是社員選出來的,他是一個養殖專業戶,信奉基督教,樂于做公益事業,在當地有一定名望。這個合作社共有24個鄉賢,每人入股2萬元,8個老年社員,每人入股2000元,總共49.8萬元,政府承諾的啟動資金沒有到位。2016年合作社做化肥農藥等統購業務,但算下來并不劃算,之后就沒有做了。合作社借出資金26.8萬元,大多數都能到期還款,只有一戶有困難未還。筆者調查時,合作社大部分鄉賢已退股,只剩下7個人,資金鏈斷了已發展不下去。

這位理事長說,合作社的人都是被動、勉強進來的,那些鄉賢大多是為了給領導面子(鄉村領導上門動員)進來的,大家抱著懷疑的態度和投機的心理,沒有什么意愿和動力,也沒有能力參與合作社的決策和經營。合作社沒有凝聚力,完全是一群烏合之眾,沒幾個人關心合作社,有好處大家跟著走,沒有好處就走人。合作社人心不齊,叫人叫不動,開會開不攏,沒有報酬合作社的事沒人干。理事長半年一年不拿工資可以,打倒貼點錢也沒關系,但時間長了不行,沒有永遠的“雷鋒”。

這位理事長同時告訴筆者另外一件事,他說當地的基督教會也是他負責,果木村基督教會有200多名教徒,平時分三個地方活動。教會里大家齊心協力,沒有一點怨言,都很聽話,教會種各種果樹、加工糕點、辦磚廠等,做什么成什么,一年收入26萬多元。建教堂花掉10多萬,都是教會賺的錢和教徒捐的錢,沒有國家一分錢。教會經常拿錢拿物去幫助困難戶,去養老院慰問。前年有個村出現山體滑坡,教會專門拿錢去慰問災民。教會每個星期六中午都是集體吃飯,教徒各自從家里帶菜去教會,從未間斷,大家非常和諧友愛團結,完全不像合作社。同是一個村的人,合作社與教會為什么會有如此天壤之別?這個現象非常值得人們尤其是社會有識之士深思。

這位理事長說的情況在全國行政推動型合作社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說是這種類型合作社發展狀況的一個縮影。在行政推動型合作社中社員沒有“社員”和“合作”的概念,內生發展動力嚴重不足,仍然還是等靠要思想,指望政府把賺錢的項目給合作社做,有的把眼睛盯著政府的啟動資金,巴不得把這些錢分了散伙。有研究者認為,在我國現有合作社大部分不是按照合作制原則建立起來的,而是一些人為了套取政策紅利而假借合作社名義成立的。當然,那些半真不假的合作社,總比純粹為了套取政策補貼的合作社要好一些。

(二)合作社傳統經營模式面臨挑戰

從嚴格意義上說,合作社雖然屬于經濟組織,但并非以營利為主要目的,而是以服務成員為宗旨。但這些合作社的傳統宗旨和功能以及經營模式在現代社會面臨挑戰。主要是中國社會進入商業化高度發達的社會,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尤其是隨著科技進步、互聯網絡的廣泛應用以及快遞業的迅速發展,生產、銷售以及購物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因此,傳統合作社的生產、供銷、信用合作在很多方面,已經不能完全適應這個變化了的時代了。以種子、農藥、化肥等生產資料統購為例,現在農資市場競爭充分,銷售商只能獲得平均利潤,不少商家推出送貨上門、賒帳等服務,有些地方供銷社和企業還推出化肥農藥集中配送業務等。在這種情況下,合作社再去做農資統購差價空間很小。2017年,筆者調研了貴州省桐梓縣6個行政推動型合作社,這些合作社在剛成立頭幾年都按專家建議開展了一些農資和生活消費品統購業務,但最后算下來并不劃算,甚至得不償失。

當然,如果一個鄉乃至一個縣聯合起來統購當然有利可圖,但其節約的交易費用是否能大過組織成本還很難說(這個與東亞日韓臺綜合農協的統購統銷不可同日而語)。而且從合作社開展這項業務的邏輯上分析,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理解為一種倒退(回到自給自足時代豈不更好?)。當然,也不是說所有合作社都不適合做統購統銷業務,如某些養魚、養雞等專業合作社還是可以開展這項業務的。關于合作社開展生產合作,隨著機械化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發展,合作社的生產合作也面臨新形勢。溫鐵軍教授多次說過,早在1987年他從世行專家那里得到一份報告,該報告說世界范圍內凡屬于搞生產的合作,95%以上是失敗。因此有人認為,尊重市場規律、循序漸進、扎扎實實地引導農民發展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才是最簡單、最務實、最管用的促進中國農業現代化之策。當然,這只是一家之言。

再來看看合作社的信用合作,信用合作有兩種基本形式,即貨幣信用和商品信用。目前合作社做的主要是貨幣信用。有報告稱我國三農金融缺口達3.05萬億,但農村真的缺錢嗎?

首先,隨著農村經濟發展,絕大多數農民的家庭收入不僅足以維持其勞動力再生產和農業簡單再生產,還有相當數量的剩余。筆者這些年為創建合作社調研了不下20個村莊,這些村莊農民在各類金融機構的存款少則數百上千萬,多則一兩個億。2020年11月,筆者在山東省日照市陳疃鎮上蔡莊村調研,這個村莊一共498戶,1205人,這里農民以種地為主,青壯農民基本上外出打工,該村支部書記告訴筆者,這個村農民僅在當地信用社存款就達7000多萬元,如果加上在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肯定要過億元。另一個數據是我國中部地區農業市縣存款余額大約在400億左右,而本地貸款余額一般不超過200億,也就是說一半的存款都轉到發達地區去了。再以河南省為例,河南省全省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約7萬億,其中60%的存款來自于農村,但是農民的貸款余額不足總額的10%。這個存款余額還是大約七成左右(各地差別很大)的農戶在城鎮購買了一套商品房(多數為按揭貸款購房)之后的節余,不少農民還在城鄉各有一套(棟)新房。

其次,隨著中央對三農工作的重視,我國金融機構對三農領域的信貸支持力度不斷加大,國家還允許在農村設立村鎮銀行、小貸公司等。一些民營網貸公司也在涉足農村信貸市場,比如螞蟻金服的“旺農貸”等。其三,中國進入了資本過剩新時代,大量的城市資本找不到出路,其中必然有相當一部分流入農村。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總體而言農村發展缺的主要不是錢而是投資機會,而這個與三農政策高度相關。這個或能解釋為什么資本下鄉總是雷聲大雨點小的原因所在,也能解釋為什么很多行政推動型合作社有錢借不出去的原因所在。筆者在農村輔導合作社創建時,很多村支部書記都說,農民不要借錢,合作社要錢不是問題,如果真有需求,一聲招呼幾百萬馬上到。

2019年7月18日, 山東官網齊魯網一篇題為《“信用互助”全國唯一試點卻近半成擺設,繼續試點該如何做?》的文章或能佐證筆者的上述分析和判斷。該文說的是山東省廣播電視臺融媒體問政節目《問政山東》曝光了省金融監管局授牌的“信用互助”試點多不開展業務的問題。山東是全國唯一獲準開展依托農村專業合作社試點“信用互助”,用于解決農民小額分散的資金需求的省份,為此,山東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為全省444家合作社頒發了“信用互助”業務資質,但目前只有243家開展了“信用互助”業務,其中泰安市34家試點名單僅4家保留了“信用互助”業務。

(三)合作社信用合作使命漂移

盡管前面說農村總體不缺錢,但由于農村地區之間、農戶之間發展不平衡,不同農戶發展意愿相差懸殊,總體上是越窮的地方和越窮的農戶發展的意愿越小,有發展意愿的農戶就需要錢,還有天災人禍等因素。因此很多農戶還是非常需要錢的,尤其是小額分散的資金需求。也就是說農村雖然不缺錢,但資金存在結構性矛盾。這種資金的結構性矛盾就為一些地方合作社開展貨幣信用合作(包括其他一些資金互助合作社或其他金融組織)提供很大的發展空間。這是前面說的為什么那些鄉建機構輔導成立的合作社,絕大多數都把信用合作作為主要業務的原因所在,因為這項業務最容易開展,而只要合作社開展了業務,就證明它們輔導的合作社“成功”了,政府就要履行合同給它們付服務費了。同時,這也是高利貸在農村一些地方屢禁不止的原因所在。

因為上述原因,一些地方合作社的信用合作業務風生水起,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合作社信用合作業務一技獨秀可能產生另一個問題,那就是資金互助業務超過邊界,使信用合作發生使命漂移,并且帶來較大風險。國家有關部門對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業務設置了嚴格的政策界限,例如：社區性、社員制、封閉性等原則,更形象和準確的表述就是“不出村、不出社、不承諾回報、不向社員支付固定利息”等,但這些原則在實踐當中其實很難堅持和恪守。因為絕大多數合作社社員(尤其是行政推動型合作社)把錢入股到合作社的目的和初衷并不是為了成員之間的互助,而是作為一種資本投入,而資本投入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投機。資本天性就是逐利,因此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一切規章制度都可能形同虛設。還有,合作社的借款利息也不低,多數都在月息千分之1.2至1.8之間。因此,合作社的信用合作在某種程度上與過去農村的“錢莊”以及10多年前農村合作基金會等遵循的其實是同一個金融邏輯。

在鄉村熟人社會開展信用合作,只要把控得好,風險的確不大,但一些鄉建機構在向基層干部群眾宣講時,夸大了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的無風險性,并鼓勵合作社擴大資金規模,似乎越大越好,以此來增加這些鄉建機構的影響力。其實合作社信用合作并非沒有風險,由于合作社業務人員素質不高,業務不熟,責任心不強,沒有風險意識,尤其是目前對合作社信用合作監管缺位的情況下,信用合作風險可以說無處不在。當然,合作社信用合作最大的風險來源還是道德風險,只是由于合作社信用合作大多數資金規模不大,又有政府啟動資金墊底,即使有風險短期也不會表現出來而已。

由于上述信用合作風險的存在,人們就不難解理為什么那些市場推動型合作社(沒有政府背景)開展信用合作業務,時常會發生合作社理事長因違規吸收股金和放貸而被公安或檢察機關刑拘甚至判刑的原因所在；也不難解理其實絕大多數基層政府都不敢大張旗鼓地鼓勵成立以信用合作為主要業務的合作社的原因所在；更能理解一些責任感和風險意識強的合作社理事長不敢輕易擴大資金規模(盡量控制在一百萬左右),并對借款謹小慎微的原因所在。前年,某個曾上央視新聞調查欄目的合作社,就是因為合作社資金規模大,借款涉嫌違規而被當地檢察院刑拘。因此,從防范金融風險和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看,筆者十分理解并贊同2017年全國人大在修改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時,人大監察和司法委員會委員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沒有把“信用合作”寫新法的做法。

當然,這并不是說合作社不能搞信用合作,更不是說農村合作金融沒有意義,而是政府要加強和改善對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業務的引導和監管。例如,山東推動的合作社資金互助由銀行全程托管的辦法,就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監管模式。同時,要積極探索新形勢下發展農村合作金融的有效形式。有一種意見認為,在當前形勢下政府應放寬政策,鼓勵發展“社區銀行”,筆者認為這不失為一個建設性意見,既然合作社信用合作的金融邏輯與“社區銀行”無異,那還不如還其本來面目,省得搞信用合作的人總是提心吊膽。所謂“塵歸塵 土歸土”。

(四)合作社建設中的行政干預

在合作社建設過程中,政府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政府的作用在引導和服務,而不是直接干預,甚至拔苗助長、越俎代庖。一些地方政府把創建合作社作為“政績工程”,并向基層組織下達硬性任務指標,為建合作社而建合作社,為三變改革而三變改革(把手段當目的),這種做法顯然與創建合作社的初衷南轅北轍。可以想像,如果組織農民起來搞合作社,只是政府或資本的需要,“剃頭擔子一頭熱”,這樣的合作社會有生機和活力?正所謂：“主體不積極,外力難見功”。

前文說了,最近幾年村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在全國蔚然成風,不少地方政府甚至下達了創建這種合作社的數量和創收任務。例如,廣西自治區發文,明確要求南寧市完成10萬元、20萬元、50萬元收入的村分別達到400個、185個、90個(這不是逼基層干部造假嗎?)。而且此類合作社一般都要求村社一體,合作社理事長原則上由村支部書記擔任。但從實踐看,村社一體、村支部書記兼合作社理事長是一把“雙刃劍”,有利也有弊。筆者在湖北省調研一個村集體合作社時,從區司法局下派到該村的第一書記說,村支部書記兼任合作社理事長是最大的優勢也是最大的風險。這話雖有些偏激,但卻道出了部分實事真相。筆者認為,村支部書記兼任合作社理事長最大的優勢就是資源調配,而最大的風險無疑也是道德風險。
筆者走訪了很多兼任合作社理事長的村支部書記,他們普遍抱怨村支部書記本職工作都忙不過來,尤其是近數年,因為精準扶貧工作任務繁重,大多數村支部書記因此忙得焦頭爛額,根本無暇顧及合作社的事,這是其一。其二是很多村支部書記不懂合作社業務,對合作社工作沒有興趣,怕麻煩和承擔風險。其三是村支部書記兼了合作社理事長,工作量和工作責任增加了,但通常待遇并沒有提高,這顯然有違人性和道德,難以調動村支部書記做好合作社工作的積極性。

有基層的同志尖銳地指出：“大包干”以后,有些人仍念念不忘“統的功能”,依賴行政手段建立起各種名目的所謂合作組織。但多數都是曇花一現,并留下一堆債務。與村合一的合作社要有所發展,必須是這幾個條件重合在某個村干部身上：懂市場、懂產業、個人的事業與合作社的業務高度相關等。的確,在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這件事上,我們曾經走過很多彎路,有過許多教訓。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毛澤東同志曾告誡全黨：“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五)合作社功能作用被夸大

一些專家學者(尤其是鄉建機構里的專家學者),或從理論上理解并以國外合作社做參照,或對其自創的一套鄉建理論的自我陶醉,或為了其所代表的機構利益,或對于國情農情的膚淺認識,他們有意無意夸大甚至是神化了合作社的功能和作用。比如,有些鄉建機構竟然羅列了合作社的13項功能,內容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無所不能。這讓那些急于擺脫貧困、改變農村落后面貌的基層干部群眾,從中看到了希望,認為終于找到破解農村發展難題的“金鑰匙”,真可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币粋€富裕文明的新村莊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仔細分析那些專家學者所說的合作社功能和作用,就會發現其實多數都是虛而不實的東西,要么是牽強附會,要么是異想天開的烏托邦,要么是雞生蛋蛋生雞的故事,要么是玩概念、玩新詞兒,其實不過是“新瓶裝舊酒”……而鄉建機構所宣傳的本機構成功案例,則多是張冠李戴、移花接木、胡編亂造,把芝麻說成西瓜,把個別現象當成一般規律,等等。一個村就那么些地、那么些山、那么些“389961部隊”,幾十個人交了點錢入社,合作社流轉了十幾畝地,拍了賣了幾畝地的經營權,把政府啟動資金和社員股金借出去(有的用承包地做抵押),收了一些利息,年終給老人發個紅包,給村委會分點錢…….就這么一些老百姓干了幾千年、稀疏平常的事,可到了那些專家學者嘴里就變成了不起的偉大創舉：把農民組織起來了,實現村莊共同體了,發展集體經濟了,創辦了土地銀行了,激活農村沉睡資產了,農村資源金融化和證券化了,千年孝道文化恢復了,偉大的三變改革成功了……一切能用的高大上洋的詞兒全用上了,而且還上了報紙電視,包括中央電視臺。然而,等這些鄉建機構撤走后,留下的只是一地雞毛……

在此,筆者只拿“把農民組織起來了”作一分析,從目前情況看,大多數由鄉建機構輔導成立的合作社,絕大多數社員加入合作社就是往里面扔幾千或幾萬塊錢,然后以前干什么還是干什么,以前進城打工還是進城打工,平常也不參與合作社的任何活動,年終參與一下合作社分紅,這就叫把農民組織起來了?這就形成了村莊共同體?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話,那么中國四大銀行早就把中國農民組織起來了,因為哪戶農民沒有在四大銀行存過錢?難道世界上還有比這個更荒唐滑稽的事嗎?

其實,合作社它就是一個經濟組織,并不高大上,也沒有什么神秘,不可能“一合就靈”,沒有萬能合作社,也不一定在農業哪個領域都適合建合作社,更不可能成為解決鄉村治理問題的靈丹妙藥。更為重要的是,成立合作社并非零成本,它的成本其實是很高的。當然這不是說發展合作社沒有意義,而是說成立合作社必須尊重客觀經濟規律,讓合作社回歸常態與本位。正如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會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宋志平今年跨年演講題目：“按著常理做企業”。企業這樣,合作社亦是如此。

如果僅僅是為了流轉一下土地,有必要成立一個“土地股份合作社”嗎?村委會是干什么的?這種把簡單的事情復雜化,為迎合政策導向,謀取虛浮政績,無謂增加組織成本,顯然背離了帕累托最優原則。套用一句去年網絡最流行的熱詞之一--“內卷化”,全國投入大量的各類資源,去創建類似這種大量的低效、無效甚至負效的各種合作社,難道不是一種“內卷化”現象嗎?其實,江西省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很多村委會或村民小組,把村民的土地集中起來統一發包,并沒有什么障礙。現在一些地方熱衷于搞土地流轉,其實已經變味了,就是為流轉而流轉、為引進工商資本而流轉、為壘大場面壯觀好看而流轉……

(六)鄉建機構輔導不到位

近年來,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地方各級領導都使出渾身解數,都希望能夠出奇制勝,使本地區的鄉村振興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國的前面。還有,在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地方政府除了抓發展,還有一項任務就是改革創新,有些地方還被省或中央列為某單項或綜合農村改革試驗區等。農村改革創新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探索農村發展的新路徑和新模式。地方政府改革創新任務完成的好與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判別和檢驗一個地方領導能力與水平的分水嶺,當然也是最重要的政績,還是地方領導個人重要的政治資本。一個地方的改革創新成果,如果能夠得到省里乃至中央的認可,寫入省委乃至中央文件,那意義可想而知。所以,地方政府無不高度重視這項工作,并因此投入了大量各類資源。

而隨著鄉村建設越來越主流化,為了分食鄉村振興的“大蛋糕”,各種鄉建機構恰逢其時出現了。很多專家學者或披著專家學者外衣的各類人員,搖身一變成了“鄉村振興”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一些鄉建機構通過論壇、會議等各種途徑全方位宣傳它們鄉村振興的新理念、新模式以及成功的案例。這些高大上洋的新理念、新模式及成功案例,對于很多地方政府領導,尤其是那些落后地區見識相對較少的地方領導、“空降”型地方領導,在某種程度上說是沒有鑒別力或者說免疫力的。當然,也有地方領導病急亂投醫,不管有沒有用,拿來主義至上。

于是,在經過一番運籌帷幄之后,某某政府與某某鄉建機構簽署“鄉村振興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的消息便很快出現在當地主要媒體。接著便是一份雄心勃勃的新型合作社推廣計劃,二至三年內實現全域全覆蓋。然后就是召開各種形式的動員大會、工作推進會、干部群眾培訓會等。再后是走招投標程序,接著鄉建機構與基層政府簽訂服務合同。這些工作完成后,就進入實施階段,鄉建機構人員入村工作。

這些鄉建機構在村莊折騰幾個月,按照統一的操作模式,合作社終于成功掛牌開業,開業場面宏大熱烈,各級領導悉數到場,村民載歌載舞。但是,開業幾個月后,當地干部群眾發現,讓他們寄于無限希望的合作社并沒有出現,一切還是原來的樣子(當然,不是所以鄉建機構輔導成立的合作社都是這樣)。當地政府領導在大失所望之后,通常都會叫停這項工作,先前與鄉建機構簽署的戰略合作協議自然是無果而終。例如,某個鄉建機構,至少三次遭遇“滑鐵盧”,就是三個區或縣的主要領導對這個機構宣傳的合作社抱有極大的興趣和期待,并制定了全域快速推廣這種合作社的計劃,但計劃剛開始幾個月,便“露出廬山真面目”,甲方叫停合作,一項偉大的計劃就這樣胎死腹中。

不過,政府為了面子不會公開承認改革失敗,因為之前已大張旗鼓宣傳出去了,有的還被當成改革經驗寫進了政府各種匯報材料,因此,政府最后明白了被忽悠,也只能“打了門牙往肚里吞”,鄉建機構的服務費也還得給。改革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允許成功也允許失敗,當然,最關鍵的還是花納稅人的錢沒有人痛心。當然,鄉建機構更不會承認失敗,不僅如此,它還要把失敗粉飾為成功,因為它還要去接訂單,而且也沒有人去揭穿它,因為它拿的是政府的錢。所以,逼地方政府改革創新,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有時甚至會把地方領導逼瘋了,在高壓之下,有些地方領導只有弄虛作假,以圖過關。

不過,合作社建得不理想甚至是失敗了,耗費了大量行政資源,但這并不會影響這些鄉建機構的收入,前面說了政府的咨詢服務費還是要給(當然,比預期的收入要少很多),因此這些鄉建機構依然可以賺得盆滿缽滿,一些鄉建機構高管年收入四五十萬到一百多萬元。再說了,中國村莊那么多,鄉村振興的蛋糕那么大,這里做不下去換個地方繼續忽悠,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便是了。一些鄉建機構的專家學者,平時批評政府官員與企業主相互勾結,瓜分國家項目和資金時口誅筆伐,但輪到自己時,跟政府漫天要價比誰都厲害,盡管他們聲稱是一群有鄉村情懷的人在用延安精神做鄉建。

造成這種理想與現實巨大反差的原因,除了前面說的專家學者夸大合作社的功能和作用外,在具體操作層面主要問題：一是選點和定位不當,主要是受利益驅動,只要有政府采購,不管什么村莊都去做。二是一些鄉建機構重收費輕服務,之前說好的陪伴式服務,但一旦政府把服務費付了,就不再去跟蹤服務。三是一些鄉建機構重理念輕實踐,它們設計的很多東西,都是從理念到理念、從概念到概念,根本落不了地。四是一些鄉建機構的人員素質不高,這些鄉建機構里的人以書齋里的學者和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為主,他們大多缺乏實踐經驗,不懂農村工作,更不懂合作社經營,這些人的功夫全下在電腦上--制作超級精美的PPT,但這個就像塑料花,中看不中用。

其實,成立一個合作社并不難,如果只是為了把合作社建起來,那實在是個“小兒科”。成立合作社容易,但要發揮作用難,尤其是發展產業。發展產業一句話最好說(專家們說得頭頭是道)但現實中最難做。筆者在江西農村生活工作了近60年,又跑了大半個中國農村,坦率地說,沒有見過多少由專家學者或地方干部搞產業成功的案例(農業技術領域的專家好一些)。

早在一百多年前,晏陽初就說過：參與“鄉村建設”的人多了是個好事,但太多之后就可能會變質。湖北省一位村支部書記兼合作社理事長直言,很多鄉建機構初衷很好,但走著走著就背離了初衷,變成了只是為了本機構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影響力。當然,這也不是說沒有好的鄉建機構,只是好的鄉建機構太少(這里主要是指咨詢服務類的鄉建機構)。

三、合作社建設及發展方向

(一)理性看待問題,把握合作社發展的正確方向

從以上分析可看出,合作社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政策因素。政策推動合作社迅猛發展,政策也導致合作社“名實不符”“有名無實”“空殼合作社”“翻牌合作社”“精英俘獲”“大農吃小農”“農戶被參與”等現象層出不窮。不過,如果因此全盤否定我國合作社發展的積極意義,也有失客觀和公允。

對于我國合作社的發展,盲目樂觀危害不小,但過度悲觀也缺乏根據。看問題要客觀全面,要一分為二,盡管合作社發展過程中存在那么多的問題,按照國際合作聯盟制定的標準,我們可能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但不可否認,還是有相當數量的合作社發揮了服務成員、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支持這個結論的官方相關統計數很多,只是這些數據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被放大了許多。

合作社是世界經濟發展中一個廣泛而長久的命題,是全球性的普遍經濟現象之一。東亞韓日臺等成功的綜合農協模式更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因此,在農村發展合作社是我們的方向,這一點不容置疑。習近平同志也多次強調：農業合作社是發展方向。但找到一條適合中國農村特色的合作社發展道路,這個是需要我們去努力探索和實踐的,盡管這樣的探索和實踐一直就沒有停止過。

如何看待合作社本質規定性的漂移,即合作社的真假和成色,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誠然,中國農民缺乏現代意義上的、作為經濟倫理意義上的、平等合作的精神與經驗,大多數合作社也的確不是根據合作制原則建起來的。但這些并不是特別重要,重要的是看合作社在實際農業生產中是不是發揮了作用,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應當允許并支持它發展,反之則相反。

更為現實和重要的問題是在合作社建設過程中,過度行政干預所帶來的問題,前文已分析過,真正有生命力和可持續的還是市場推動型合作社。現實已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各級干部,應當如何處理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場的“無形之手”的關系,使其形成合力。最近,經濟學家許小年一個“政府退出農村農村就繁榮,退出城鎮城鎮就繁榮”的視頻流傳甚廣,也引發很多人的共鳴,許小年這句話或過于偏激,但還是可以給我們某些啟示的。

廣東作為中國頭號經濟大省,改革開放以來,廣大基層干部群眾致力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的探索和實踐,但幾十年探索和實踐的結果是什么呢?是“吃租經濟”。即通過建廠房或店面出租吃租金,而不是直接辦企業。廣東對于過去創辦的集體性質的股份經濟合作社,這些年也在由“政經合一”向“政經分離”轉變,這項改革一直在推進之中。筆者在廣東農村研究院工作期間,曾深入廣東農村調研了20多個村莊,調查發現廣東很多包括貧困村在內的行政村,它們處理來自政府(非專項資金)或社會扶持資金的做法與內陸經濟相對落后省份的做法可謂大相徑庭,它們拿這些錢去干什么呢?不是直接去辦企業或實體,也不是直接去搞產業(產業扶貧),而是入股可靠的金融機構吃分紅,因為只有這個是可靠的。由此筆者想到,從某種程度上說,在對待如何發展集體經濟,如何對待集體合作社等問題上,廣東等沿海發達省份和山東、貴州、廣西等經濟相對落后省份走的是一個相反的路徑。這個可不可以成為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形成原因的一種解釋呢?

市場的力量是偉大的,群眾的力量才是偉大的。在合作社建設過程中,基層干部群眾不要迷信專家學者,不管是什么“江湖派”還是“學院派”。鄉村振興沒有捷徑可走,沒有神丹妙藥,也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不要聽信一些專家學者花里胡哨的改革建議,那多半是折騰,沒有用的,甚至是陷阱,千萬別上當。放棄對鄉村振興理想化的追求,放棄一夜改變鄉村面貌的幻想(極少數具有區位和資源優勢的地方除外),拒絕烏托邦思想,.尊重常識、敬畏規律才是王道。

(二)順應時代變化,推動合作社經營模式轉型升級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我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嵌入村莊內的合作社必須適應當地農村發展的實際,適應不斷發展的社會經濟新形勢。前文已討論過,合作社本質規定性已經發生漂移,傳統合作社的經營模式也難以適應新的發展形勢。因此,合作社經營模式必須順應時代變化轉型升級,即從傳統意義上的合作社向強調利潤和資本化、股份化的現代新型合作社轉變。事實上,這個轉變早已開始了,只是我們要更加主動地去適應合作社的這種轉變。

國外農民合作社經營秘訣是公司化、市場化、產業化。有專家認為,我國合作社的經營方式呈現出五個方面的發展大趨勢,即規模化、多元化、融合化、企業化、規范化等。筆者認為,推進合作社向公司化經營方向發展是重點,合作社的公司化發展傾向是合作社面對市場日益嚴峻的挑戰,為求生存、求發展的必然選擇。

從我國合作社實踐看,合作社企業化有三種形式：一是企業直接領辦合作社。如廣東溫氏集團生豬、禽肉養殖從“公司+農戶”的生產經營方式轉向“公司+合作社+農戶”的經營模,降低企業與農戶的交易成本。二是合作社辦企業。如遼寧省阜蒙縣潤禾種植專業合作社,為了適應發展需要,合作社注資500萬元成立阜蒙縣潤禾農業開發有限公司,公司流轉土地1.56萬畝種植綠色裸地蔬菜等,以公司化運行機制管理農事。三是合作社采取企業化的經營方式,引進經營管理人才,完善利益分配機制,增強市場競爭力。如山東長島縣北城村漁民專業合作,合作社辦扇貝深加工廠,村集體和村民收入大幅增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