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惠表示,由于今年經濟形勢不好,很多地區的農貸壞賬突然暴露出來,僅僅山西省內,大多數銀行和農信社都面臨清收貸款困難的問題,這已經成為了普遍現象,也不是一家機構的特例。
“今年社里面要爭取不良貸款和不良貸款率‘雙降’,很早就動員員工對貸款進行清收,實際上從3月份就已經開始忙活這件事情了。我們甚至幫農戶去討債,申請減免一部分利息等。在一系列處理后,情況才有點改觀。”陳惠稱,農信社今年對外的貸款控制得更嚴格了,也是擔心資金收不回來。
實際上,在清收農貸壞賬的大軍中,陳惠僅僅是一個典型。相比農信社,商業銀行在清收壞賬上的壓力也絲毫不輕松。
在湖北一家商業銀行支行中,貸款的投放、催收和績效密切相關,讓信貸人員承擔了巨大壓力,甚至出現了員工自掏腰包“補洞”的情況。
“去年年底放出去的一筆10萬元的貸款,目前已經逾期了,多次催收也沒有結果。再收不回來的話,可能直接就會影響年終獎的發放了。之前因為這件事情,已經被領導罵了幾次,后來領導暗示我自己先用錢墊上,以后再去催收,至少就能保住這次的年終獎。”上述商業銀行支行員工表示,貼錢的做法也是無奈,錢太多了也貼不起,只能以后在放款的時候謹慎一些。
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農貸壞賬的爆發,一些由清收工作引起的事故也在逐漸增多。11月底,河北獻縣安莊村發生數十名男子手持鋼刀棍棒入村討要信用社貸款,引發村民集體反抗事件。經過調查,獻縣農村信用社的很多債務過了訴訟時效期,法律不支持。后來該社將4000余萬元的壞賬拍賣給一位河北商人,導致了暴力討債事件。
另據一位消息人士向記者透露,山西的陽泉市郊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由于該社壞賬較高,引起了股東的不滿,后對農信社高層發起了質疑和實名舉報。
事實上,以定位服務“三農”的村鎮銀行也一直被壞賬問題困擾。“很多村鎮銀行名義上是為了‘三農’貸款設立,但是根本就不敢涉足太多農貸,部分業務是小微企業貸款和‘三農’貸款交叉,賬面上就算是‘三農’貸款了。”某村鎮銀行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農戶貸款需求非常旺盛,但是村鎮銀行資金實力有限,放貸的規模并不大。
銀行惜貸
對于商業銀行來說,諸如產能過剩的船舶、鋼貿、光伏、煤炭等企業的逾期貸款規模上升顯而易見。但是,市場對農林牧漁領域不良貸款上升的關注卻往往相對較少。
7月份連云港農商行公布2013年的不良貸款壞賬接近26.76%,頓時引起了市場強烈關注。然而,在貸款投向上,16%的資金是投向農戶貸款、農業經濟組織貸款和農村工商業貸款,而這部分貸款的不良貸款率遠遠高于其他行業。
今年上半年,作為國有四大行的農行也大幅提取了壞賬撥備。該行在第二季度提取的壞賬撥備同比增長56%,達到了156億元,而將要應對的則是比城鎮地區增長更快的農村地區壞賬。
“很多農信社今年的農戶貸款壞賬都超過25%,糟糕一點的壞賬很容易就能到50%。況且,農戶的貸款需求和金融機構的貸款是完全失衡的。雖然政策上傾斜很明顯,但是商業銀行從現狀也能看出風險。”上述村鎮銀行負責人表示,農戶的信用體系不健全,缺少相應的抵押物,所以銀行貸款也“挑了很多”。
他告訴記者,由于監管層的要求,銀行在“三農”貸款上也有過很多的嘗試,比如引進擔保機制。但是對于很多農戶而言,擔保機構都不愿意輕易承諾擔保,在這種情況下,完全依靠銀行承擔風險當然是不行的。
“在對農戶的貸款中,銀行也是抓大放小。對于有規模、有地、有設備、有技術的農戶,銀行是可以優先貸款的,而完全依靠信用的農戶,銀行也只能對其視而不見。”
郵儲銀行某內部人士告訴記者,農貸額度小,程序煩瑣,不良貸款率還高,屬于“吃力不討好”的業務,對于壞賬的控制,銀行只能嚴格按照規定,從流程上降低風險,明確資金用途和還款源。“從貸款風險來看,農貸風險本來就不低,受到影響的因素也很多。”
實際上,對于農村金融建設,銀監會也在通過新的嘗試加大扶持力度,并于同日連發三文。12月15日,銀監會發布《關于進一步促進村鎮銀行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旨在進一步完善村鎮銀行培育發展政策,在堅持主發起行制度的前提下,進一步提升銀行業金融機構集約發起村鎮銀行的積極性,加大引進民間資本力度。
此外,銀監會還下發《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參與農村信用社產權改革工作》和《引導民間資本對農村信用社實施并購重組》,明確表示積極支持民間資本與其他資本按照同等條件參與農村信用社改革,優先吸收認同農村信用社服務“三農”戰略的民營企業參與改革,積極支持各類優質民營企業對農村信用社問題機構實施并購重組,促進機構風險化解和產權改革。
此次文件中,銀監會特別強調了提高農村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容忍度,原則上最高不超過上一年度當地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平均不良貸款水平3個百分點;允許涉農貸款出現違約后對盡職的農村商業銀行相關人員實施免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