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山都的豪賭

“中國最多時曾經有8700家種子公司,但它們的銷售額加起來也遠遠不如孟山都一家公司,雙方實力相差太大了。”張啟發教授憂心忡忡地對本刊記者說,“我早在1996年就注意到了這家公司,那時候國內還沒有什么人聽說過孟山都。我當時就建議中國應該成立一個像孟山都一樣的公司和它抗衡,否則國內種子市場必然被外國公司全面占領。當時的人們,包括政府部門都不知道我在說什么,但今天再來看,我當初的預言都已經變成了現實。”

張啟發是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院長,中科院和美國國家科學院雙料院士,他還有一個頭銜是國家農作物分子技術育種中心主任,該中心是在張啟發的倡議下,于2000年經農業部批準在武漢成立的。張啟發希望將其打造成中國的孟山都,可惜由于種種原因,這個中心至今在產業方面沒有什么太大的作為。

與此同時,孟山都卻從一家專門生產化學品的公司搖身一變,成了全世界種子行業的領軍者。

孟山都(Monsanto)成立于1901年,總部位于美國的密蘇里州。這家公司最初的主業是化工產品,曾經生產過DDT和橙劑,后者是一種高效除草劑,“越戰”時曾經被美軍用作對付游擊隊的秘密武器,后來被發現有劇毒而停止生產,但已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是“越戰”結束后爆出的諸多丑聞中的一個。

公平說,化學工業是那個時代的朝陽產業,DDT和橙劑剛被研制出來的時候沒人知道它們有毒,很多比孟山都大得多的化學品公司也都在生產,不能把責任全部歸到孟山都那里。1962年,揭露DDT危害的《寂靜的春天》在美國出版,化工企業的名聲一落千丈,孟山都自然也逃不過去,背上了破壞環境的罪名。他們曾經試圖自我救贖,研制成一種新型除草劑,這就是大名鼎鼎的草甘膦(商品名“農達”)。草甘膦不但對動物和人體無害,而且在自然條件下也很容易降解,屬于對環境比較友好的新一代除草劑,自1976年被推出后便大獲好評,被認為是孟山都轉型期的拳頭產品。

但是,孟山都高層并不滿足,他們決定進行一次豪賭,把寶押在了植物基因工程上。眾所周知,基因工程起步于上世紀70年代,1973年美國科學家在細菌身上完成了第一個基因剪切操作,5年后人類胰島素基因就被成功轉入大腸桿菌,使得胰島素成為第一個基于基因工程技術生產出來的生化產品。孟山都的管理層預見到了基因工程的巨大潛力,相信轉基因技術將很快應用于農作物育種領域,DNA終將取代除草劑、農藥和化肥等農化產品,成為農業領域未來最強大、同時也是最環保的產品,于是他們決定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放棄舊的商業模式,進軍種子行業。

“當時孟山都在農化領域的世界排名僅為第六,在美國也只能排第三位。”孟山都(中國)早期的一位重要經理人劉石對本刊記者回憶說,“這個排名非常尷尬,說明孟山都在這個行業里沒有話語權,充其量只能賺點辛苦錢,這也是他們決定轉行的動力之一。”

美國資深科學記者丹尼爾.查爾斯(Daniel Charles)經過近10年的調查,把孟山都的這段艱難轉型史寫成了一本書,取名為《收獲之神》(Lord of the Harvest)。根據這本書的描述,孟山都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態進行了一次豪賭,一方面花重金招募了來自全世界各個相關領域的頂尖科學家為孟山都工作,另一方面以一種近乎瘋狂的方式大量并購種業公司,試圖以這種方式擠進種子行業。

孟山都賭贏了。1983年1月,孟山都科學家在美國邁阿密舉行的一次科學研討會上宣布他們借助根瘤菌成功地把外源基因轉入了矮牽牛葉子,首次實現了植物領域的轉基因。同時報告這一結果的還有來自比利時根特大學和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兩個研究小組,這兩個實驗室的領軍人物都已在該領域奮斗了10多年,是公認的學術權威。相比之下,孟山都兩年前才剛剛進入這一領域,卻異軍突起,吸引了絕大部分媒體記者的注意力。雖然兩家實驗室事后都對張揚的孟山都表達了些許不滿,但事實證明媒體的眼光是正確的,最早將這項技術應用到實踐中去的正是人力和財力都要雄厚得多的孟山都。

2013年6月19日,當今農業領域最權威的科學獎“世界食品大獎”(The World Food Prize)宣布將本年度大獎授予30年前那次邁阿密大會上宣告植物轉基因獲得成功的3位科學家,以表彰他們對解決世界糧食問題所做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時根特大學和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兩位領軍人物后來也都進入了種子公司,而代表孟山都獲獎的則是當年主持這一工作的羅伯特.傅瑞磊(Robert Fraley)博士,此人后來擔任了孟山都全球執行副總裁兼首席技術官,正是在他的領導下,孟山都于1987年在美國進行了世界上首次轉基因農作物的大田試驗,并于1996年推出了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和轉Bt基因的抗蟲棉,后者成為第一個進入中國的轉基因農作物,并在這一過程中改變了整個中國的農業面貌。

劉石是整個事件的主要推手和見證人,他向本刊記者講述了當時情況。他是北師大中文系畢業生,后來去德國學習法律,畢業后在香港地區從事進出口貿易,于1993年1月1日加入孟山都,負責農藥,中國的進口農藥市場就是他一手做起來的。1996年下半年他轉入了生物技術部,負責轉基因農作物在中國的推廣。一開始這個部門加上他僅有4個人,他們分析了中國的情況,一致認為抗蟲棉最有前途。

 

“90年代初期中國出口商品中有1/4都是棉紡織品,棉花的地位比現在重要多了。可是當時華北地區的棉鈴蟲對殺蟲劑產生了抗性,耐藥性增加了1萬多倍,農民打幾十遍藥都控制不住,只能用手抓。”劉石回憶說,“有人曾經把一只棉鈴蟲丟進藥水里,拿出來它又活了過來,這時突然走過來一只雞把蟲子吃了下去,結果那只雞沒跑幾步就死了。”

根據中國農業部的記錄,當時全國每年因為農藥中毒而死亡的農民有1萬多人,而2/3的農藥都用在了棉花上,而且幾乎全部是劇毒的菊酯類農藥。

孟山都研發的轉Bt基因抗蟲棉正好可以對付棉鈴蟲,但當時的中國種業全部控制在國有企業手里,別說外資了,就連私營種子公司都沒有。劉石便代表孟山都和河北省農業廳進行了長達一年的艱苦談判,甚至動用了自己的私人關系,這才終于說服農業廳授權河北省種業集團與孟山都和新加坡岱字棉公司三家合資成立了河北冀岱棉種技術有限公司,外資占了2/3的股份。

“那時候中國官方對于西方國家是很有戒心的,他們也知道‘老外’的東西好,但一直不敢放開,便像當年對待‘右派’一樣,控制使用。”劉石回憶說,“幸虧當時的河北省副省長陳立友去美國考察,知道了抗蟲棉,便去找姜春云副總理,說河北急需這個東西,農業部這才批的。”

1998年冀岱公司正式開始銷售轉基因抗蟲棉,但農民不買賬,一來他們不相信棉鈴蟲會不吃棉花,二來孟山都的棉種每公斤要賣42元,太貴了。要知道,棉種是棉花生產過程的副產品,農民是可以自己留種的,所以棉種公司不敢賣高價,當時的價格是每公斤2元。但是這樣的棉種都沒有脫絨,出芽率低,每畝地要用10公斤種子,孟山都的種子經過了硫酸脫絨處理,出芽率大大提高,每畝地只需要1公斤就夠了,這樣算下來,棉農的實際成本僅僅提高了一倍而已。

“中國農民多年養成的習慣很難改變,我們怎么解釋都沒用,最后還是動用了行政的力量,由地方政府出面搞攤派,每個中小學生都必須買一斤抗蟲棉種子回家。”劉石回憶說,“當然最后的結果是皆大歡喜,種子種下去后不但出苗率很高,而且棉鈴蟲真的不吃了,產量大幅度提高,棉農好評如潮。于是到了第二年情況就反過來了,我們的種子供不應求,甚至有省領導親自給我寫條子,要求幫自己家鄉的親戚買種子。”

據劉石回憶,孟山都第一年就賣了1000多噸種子,第二年銷量突破了2000噸,銷售額達到了1億元人民幣,第三年賣了3000多噸,銷售額接近2億元人民幣,這在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因為種了抗蟲棉,河北省的棉花產業發生了爆發式的增長,并通過節省農藥等方式為河北棉農帶來了數十億元的好處。

這件事后來被美國哈佛商學院看中,作為教學研討中的成功案例樣本。

不過,因為被大范圍盜版等原因,孟山都抗蟲棉的銷量到3000噸就封頂了,之后更是一路下滑,導致今天孟山都抗蟲棉在中國市場的占有率微乎其微。就在孟山都抗蟲棉賣得最好的時候,也就是1999年底,中國農業部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全面放開國內種子市場,打破了國有企業的壟斷局面。《種子法》實行后,各個省都立刻成立了自己的私營企業,原有的國營種子公司迅速被私有化或者干脆倒閉了,轉型發生得極為迅速。

種子法還規定,外資企業不能在中國獨立運作,必須和中國企業組成合資公司,而且也不能控股,最多只能占49%的股份。劉石認為,這項條款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像孟山都這樣的強勢外國種子公司壟斷國內種業。但是不管怎樣,這個法畢竟為外國公司打開了一道門縫,從此大批外國種子企業便合法地擠進了中國市場。

恰在此時,孟山都自己卻遇到了麻煩。因為并購的步子走得太快了,孟山都的資產負債率達到了70%的高位,現金短缺,于2000年被普強公司(Upjohns)并購(此后又被輝瑞公司并購,孟山都公司的農業部分由于不被看好而被單獨拆分出來并上市,這是題外話)。第二年劉石接到公司總部的通知,要求他們停止所有的新項目。當時他們正打算引進轉基因抗蟲玉米和抗除草劑大豆,與吉林省種子公司的談判已經結束,就等批文了,禁令一下,這個項目也就無疾而終了。

那年的國慶節,劉石接到一個電話,對方告訴他,美國杜邦先鋒種業公司打算進軍中國,正在尋找一位中方總經理。劉石考慮了兩天,決定離開孟山都,加盟先鋒種業。

劉石的豪賭

當劉石決定跳槽時,孟山都(中國)已經有了50多名員工,年利潤超過1億元人民幣,這個成績即使放到現在也相當拿得出手。但2001年時的先鋒公司才剛進入中國,只在北京設立了一個簡易的辦事處,連一件產品都沒有。但劉石決定賭一把,把自己在孟山都學到的經驗用于實踐。

“回想起來,我覺得我這輩子為中國種業做了兩件大事。”劉石回憶說,“第一是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合資公司,打開了中國種業對外開放的大門。第二就是引進了國外的定價機制,把外國公司先進的服務理念帶進了中國。”

孟山都進入中國前,國內種子公司的定價機制非常原始,基本上是按照成本加利潤來定價。孟山都打破了這個習慣,按照市場需求和價值來定價。“孟山都認為,本公司的成本和消費者無關,我自己能掙多少錢你也不用管,我所做的就是幫助你解決問題,提高你的收益,然后我從你獲得的收益中抽取一筆合理的費用,即使這個費用比我的成本高很多,消費者也不會有意見。”

在劉石看來,種子公司賣的不應僅僅是種子,而應該是一整套解決方案。國外的種子公司向農民提供的是全方位服務,從耕種方式到肥料選擇,甚至連最后的產品銷售等等都盡可能地提供專業幫助,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種子的潛力,也可以讓農民對種子公司更加忠誠。

接手先鋒后,劉石花了一年時間組建了一家合資企業(登海先鋒),并于2005年推出了雜交玉米“先玉335”。一般公司推出新產品都喜歡先用低價開拓市場,但劉石決定反其道而行之,把“先玉335”的零售價格提高到當時最流行的國產“鄭單958”的兩倍還要多。

“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按照中國傳統的定價系統,與國產品種拼價格,結果只能是死路一條。”劉石解釋說,“我決定打破中國種業低價競爭的局面,用高品質的服務來打動消費者。”

于是,劉石每年都會組織公司技術人員下鄉為經銷商們舉辦培訓班,培訓內容不光是本公司的產品介紹,而且涵蓋了農業技術和經濟管理等諸多方面。這件事得到了各地經銷商們的一致好評,無形中提高了“先玉335”在種子市場的競爭力。

光靠這個還不行,劉石決定借推廣“先玉335”的機會在中國推廣單粒播種,改變中國農民上千年的耕作習慣。因為害怕種子不出苗,中國農民一直采用多粒播種再間苗的種植方式,既費種子又費工。“先玉335”出苗率很高,無需多粒播種,劉石便把原來的論斤賣種子改為按粒賣種子,縮小包裝,農民每畝地的實際花費并沒有提高太多。

經過一年實踐,大多數采用手工播種的農民都嘗到了單粒播種的好處。但是還有一半的農民采用播種機播種,而當時國內尚無單粒播種機,進口機器每臺售價4萬元,根本買不起。巧的是,劉石聽說河北一家名為“農哈哈”的播種機廠仿制了一臺意大利單粒播種機,便主動找到對方要求合作,先由對方試生產幾百臺樣機出來,由先鋒公司包銷,在實踐中完善這款機器的制造工藝。兩年后,劉石認為播種機的設計改造和產品質量都過關了,便和“農哈哈”簽訂協議,以每臺2800元的低價銷售單粒播種機,先鋒公司再給每位購買者補貼1000元,只要買家提供自己的地址和聯系方式即可。這樣一來,先鋒公司通過這個補貼項目掌握了整個玉米產區幾千名專業播種機手的詳細資料,然后通過他們向農民推銷“先玉335”,大獲成功。

就這樣,“先玉335”僅用了幾年時間就占領了整個華北和東北的玉米種子市場,成為繼轉基因抗蟲棉后外國種子公司開拓中國市場的第二個標志性事件。

“補貼播種機這個主意和計劃是我在一次公司內部會議上突發奇想得到的,不但幫先鋒多賣了種子,讓整個玉米鏈條的所有環節,包括種子經銷商、農民、播種機手和‘農哈哈’都賺到了錢,而且還幫助國家推廣了單粒播種技術,實現了整個玉米產業的升級換代。”劉石自豪地對本刊記者說,“其實國家很早就想做這件事,但一直沒有做成,最后被先鋒公司做成了,我認為這是我這些年來所做的所有事情當中意義最大的一件。”

劉石為本刊記者算了一筆賬：中國目前種了5億畝玉米,按照原來的播種方式需要350萬畝耕地生產雜交種子。改用單粒播種后種子使用量減少到原來的1/3,僅此一項,每年就至少節約了200萬畝土地。目前每畝地的制種費用平均為2500元,算下來每年就可節約50億元人民幣。原來的播種方式還需要間苗,如今每畝地的間苗費大約是40～50元,這樣就可以節約至少200億元人民幣。除此之外,玉米種子的運輸費和倉儲費也大大減少,算下來每年可再節約6億～7億元人民幣。

也就是說,這樣一個看似毫不起眼的技術革新每年竟可以潛在地為中國農業帶來250億元的經濟效益！事實上,農業涉及的領域非常多,所使用的土地面積也非常大,任何一項技術革新都會對國民經濟和自然環境產生巨大的影響。比如低毒除草劑的廣泛使用不但大大增加了農作物的密度,節省了大量耕地,而且因為取消了犁地的環節,減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對地球環境的正面影響是無與倫比的。

當然了,光憑單粒播種還不足以讓“先玉335”獲得如此大的成功,這里面還有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這個新品種更好地滿足了農民的需求。

“‘先玉335’的抗病抗倒伏能力都不算強,對土肥的要求也較高,只有在各方面條件都達到一定水準的前提下才會獲得高產,所以只在東北地區流行了起來,華北地區賣不過更加皮實的‘鄭單958’。”劉石說,“即便如此,‘先玉335’在東北地區的增產效果也沒那么高,坊間傳說它特別高產其實是另有原因的。”

劉石告訴本刊記者,中國農村奉行平均主義,不可能把好地都分給一戶人家,所以每家都有好地和差地。“先玉335”的價格最高,因此農民們便更傾向于用好地來種它,而且也會更加上心一些,產量自然也就高了。

如果說這個原因有些投機取巧的意思,那么“先玉335”脫水快的優點則幫了農民很大的忙。普通玉米脫水慢,往往需要掛在屋檐下晾好幾天后才能賣,這也是很多人印象中的農村應有的景象。其實這么做很費事,農民是不滿意的。“先玉335”脫水快,采摘后可以直接脫粒裝袋銷售,省了很多人工。正好那幾年東北遇到了賣糧難的情況,如果誰家的玉米能早賣幾天,往往會多賣點錢。

“當年出口日本的玉米糧商都喜歡‘先玉335’,每噸能多賣15～20美元,就是因為這種玉米脫水快,不易發霉,品質高。”劉石說,“從‘先玉335’的走紅可以看出,種子營銷其實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情,僅僅靠增產這一項指標是不夠的。中國的新品種審定標準太單一了,只重產量不看其他性狀,應該盡快改進。”

任何種子要想在中國銷售,必須通過國家品種審定。如今每年都會有幾千個新品種送審,最終審定通過的大約在400～700個。但是,中種迪卡種子有限公司總經理汪泓向本刊記者透露,每年這幾百個通過審定的品種最終能在市場上銷售的也就只有10%,而且它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堅持不了兩年,真正能留下來的不到1%。

“中國種業市場的格局和國外很不一樣,其中很大原因就是品種審定制度。歐美國家新品種的主要提供者都是大企業,而中國每年送審的新品種里來自大公司的只占百分之十幾,其余大都是科研院所和大學提交的產品,以及一些小公司的產品,這些產品大多數都是針對大公司品牌的改良品種,真正具有革命性意義的品種非常罕見。”汪泓說,“另外,中國的品種審定分為‘國審’和‘省審’,光是‘省審’就至少需要4年時間,‘國審’的周期就更長了。歐洲國家也有類似制度,但平均只需要兩年。要知道,一家正規的種子公司培育一個新品種往往需要經過5～7年,這樣算下來,一個新品種至少需要10年才能到達中國農民的手里。”

為了節省時間,美國干脆沒有品種審定制度,新品種上市前只需在相關部門登記就可以了,把選擇權完全交給農民。當然他們的保險制度非常健全,出了問題由種子公司和保險公司負責,農民不必擔心。

中國農民就沒有這樣的條件了。平心而論,中國實行品種審定制度的初衷是好的,因為種子不像其他商品,如果質量不過關,至少會浪費農民半年的時間,而中國農民歷來就是弱勢群體,理應得到更多的關照。但是,因為管理部門的觀念跟不上時代發展,以及權力尋租等一些不正常現象,導致中國很多現行制度違背了自己的初衷。

劉石對本刊記者說,“現在的耕作方式已經變了,人工越來越貴,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中國農民需要能適應這一變化的新品種,比如株型要整齊,種植密度要盡可能地高,玉米脫水盡可能快,無需烘干等等。可是按照現有制度,這樣的新品種如果不增產是沒有可能獲得批準的,這件事說明,官員們的標準和農民的實際需要脫節了。”

這種脫節在轉基因技術的推廣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科技部門的豪賭

外國種子公司的勢頭之猛,中國政府顯然是十分清楚的。2006年,也就是放開國內種子市場6年后,中國科技部對外頒布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確定了16個重大科技專項,包括載人航天與探月工程、大型核電站、大型飛機和寬帶移動通信等熱門領域。這16個重大科技專項于2008年正式實施,如今已經過去了5年,不少領域已經看到了成果,比如剛剛成功發射的“神十”。

這16個重大專項中,屬于農業領域的只有一項。它就是轉基因。

關于這個項目,官方的文件中是這么寫的：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的目標,是要獲得一批具有重要應用價值和自主知識產權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蟲、抗逆、優質、高產、高效的重大轉基因生物新品種,提高農業轉基因生物研究和產業化整體水平,為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實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對于增強農業科技自主創新能力,提升我國生物育種水平,促進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提高我國農業國際競爭力,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轉基因重大專項的經費總額高達220億元人民幣,看來科技部打算在轉基因技術上進行一次豪賭。“我們早在1998年就做出了轉基因抗蟲水稻,第二年在農業部開成果鑒定會,吸引了好多人來參觀,感興趣的人特別多。”張啟發對本刊記者回憶說,“那時候的國內大氣候和現在不一樣,轉基因抗蟲棉剛剛獲得了成功,大家都很樂觀,認為轉基因產業化是必然的。中國農業方面的科研實力也不差,應該可以做一個中國的孟山都出來。誰知很快情況就變了,由于各種勢力的反對,轉基因水稻無法獲準推廣。2008年科技部實施轉基因重大專項時我覺得又有希望了,誰知還是不行。中國水稻的蟲害非常嚴重,轉基因抗蟲水稻如果如期商業化是完全有潛力培育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種子企業的,但可惜沒有變成現實。”

確實,經過一些環保組織和媒體多年的“努力”,轉基因幾乎和毒藥聯系在了一起,即使是不那么極端的人,也會認為轉基因技術尚存爭議,不宜立即推廣。

“轉基因實際上就是一個新的育種方式而已,與傳統育種、分子標記育種并稱為現代農業的三大育種技術。”北京大北農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生物技術中心總經理呂玉平博士對本刊記者說,“我們國家長期以來一直有個誤區,就是把這三大育種技術分成三個獨立的部門。各國的經驗都證明,現代種業必須同時包括種質資源、生物技術和育種整合這三大塊,缺一不可。其中生物技術又可以分為轉基因和分子標記技術,兩者都是在做性狀的轉移和整合,只是應用范圍有所不同而已。”

呂玉平是華中農大的育種學學士,中國農大的植物分子遺傳學博士,又在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做過博士后,對中國農業學術圈的情況比較了解。此后他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做博士后,又在美國Ceres生物技術公司工作了10年,掌握了全世界最先進的植物分子生物學技術。因為這段經歷,他被瑞士先正達生物科技(中國)有限公司招致麾下,任運營總監,并在這一過程中學到了西方大公司的經營理念和管理經驗,可以說他是目前中國少有的既懂科學技術又懂企業戰略、運營及管理的兩棲人才。

呂玉平向本刊記者詳細解釋了育種的原理。眾所周知,植物的所有性狀都是由基因決定的,所謂“育種”,就是按照人類的要求,把所需性狀整合到同一株作物中來。過去人們都是通過雜交來實現這種整合,這個方法取得了偉大的成就,農業就是這么發展起來的。問題是,雜交所導致的基因重組是隨機發生的,需要育種家們從海量的雜交后代中尋找合適的組合,成功率極低。加上現代育種所要尋找的性狀往往不是肉眼所能看到的,這就給傳統育種家帶來了很多新的困難。

“中國育種界有個順口溜,形容傳統育種家們的工作方式是‘一桿秤、一把尺、拿牙咬、拿眼瞪’。這樣的工作方法準確性差,效率低下,很多時候就是在做低水平重復勞動,不可能滿足現代育種的要求。”呂玉平對本刊記者說,“如今最先進的雜交育種方法是分子標記育種,就是先找出某個性狀所對應的基因,然后在雜交種子的階段就用基因芯片測出里面到底含不含這個基因,不用等到種下去就會知道是否成功了。”

本刊記者曾經在孟山都美國總部看到過該公司研制的高速種子切片機,一袋雜交種子倒進去,幾分鐘后就全部切好片,放進了96孔板中去做基因分析,切下的部位是胚乳,不會傷及胚芽,只有基因分析表明有潛力的種子才會被種下去,觀察二代的表現。現代育種家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叫作“高通量”,意思是說一個好品種必須通過大量篩選才能得到,分子標記育種技術讓真正的高通量育種成為可能。

但是,分子標記育種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大自然必須已經存在這個基因,否則再怎么雜交也沒用。絕大部分有益基因都是經過千百萬年的進化而來的,比如某種野生玉米一直生長在干旱的地方,于是便進化出了抗旱基因,但是這種玉米很可能不抗蟲,對于大多數農民來說價值不大。于是,育種家們在世界各地尋找具備抗蟲特性的野生品種,然后讓這兩種玉米雜交,希望把這兩個性狀集中到一起去,這就是雜交育種的基本原理。

從這個解釋可以看出,雜交育種的成敗和種質資源的豐富程度關系極大,如果一個國家缺乏種質資源,就相當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這一點上,作為國際大公司的孟山都具備先天優勢,他們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好的種質資源。中國在玉米和小麥等領域沒有這個優勢,但在水稻和大豆等本土品種上則具備相當好的先天條件。可惜國內的育種家們習慣了各自為戰,導致中國的育種領域一盤散沙,反而不如國際大公司更有優勢。

但是,如果大自然存在某個有益基因,但卻不在同一個物種中,無法通過雜交來整合,怎么辦呢？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轉基因。目前使用最廣的抗蟲轉基因農作物就是從一種細菌中借來了一個獨特的抗蟲基因Bt,然后通過基因工程的方式將其轉入植物中,再想辦法讓這個外來基因在新的環境中發揮同樣作用,孟山都的轉基因抗蟲棉就是這么來的。另一個著名案例就是前段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的黃金大米。野生稻米中沒有能夠生產β-胡蘿卜素的基因,只能通過轉基因的方式讓稻米能夠自己生產β-胡蘿卜素,以便讓食物中缺乏維生素A的窮人能夠通過廉價的方式補充這種微量元素(β-胡蘿卜素在人體內可以轉化成維生素A,湖南衡陽黃金大米實驗的目的就是測量β-胡蘿卜素在人體內的轉化效率)。相比之下,玉米本來就有合成β-胡蘿卜素的基因,不需要轉基因同樣可以達到目的。

華中農大教授嚴建兵培育的富含β-胡蘿卜素的玉米就是通過傳統的雜交育種方式得來的。“玉米分為熱帶和溫帶兩類,相互間一般不雜交。我發現合成β-胡蘿卜素的關鍵基因只有在溫帶玉米中才有,便讓這兩種玉米雜交,把這個關鍵基因轉到了熱帶玉米當中。”嚴建兵對本刊記者介紹說,“這個項目是比爾.蓋茨基金會投的錢,這個基金會也支持了黃金大米項目,因為蓋茨先生堅信現代科技能夠幫助窮人擺脫貧困。”

嚴建兵本人雖然不直接做轉基因,只是使用了分子標記育種技術,但他認為,轉基因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技術,沒什么好怕的。除了做好本職工作外,這兩年他花了大量時間做轉基因科普,還向很多熱心的網友提供華農試驗田生產的轉基因抗蟲大米,在各地舉辦了“轉基因大米試吃會”,以實際行動支持這項技術。

“不過說老實話,我是比較悲觀的。我以前很幼稚,覺得只要我們好好宣傳,老百姓會理解的,但我越來越發現老百姓的科學素養不高,再加上媒體為了嘩眾取寵,經常胡說八道,謠言多得辟不過來。”嚴建兵對本刊記者說,“所以我越來越相信這件事需要從上到下推進,從下到上是沒用的。”

“我先后為央視做過4個關于轉基因的節目,不知為什么一個都沒有播出。”華中農大教授林擁軍對本刊記者說,“在這4個節目里我對記者說了同樣的話：你們不是搞這個的,請你們不要胡亂發表意見,因為你們根本不懂。”

林擁軍是華農轉基因水稻項目的負責人,同時也是科技部轉基因重大專項水稻部分的總負責人,獲得安全證書的轉基因抗蟲水稻他參與了大量工作。據林擁軍介紹,他的實驗室已經培育出了二代抗蟲水稻,以及聚合了抗蟲基因和抗除草劑基因的疊加版本。另外,他手里還培育出一些新品種,具備了抗旱耐澇抗鹽堿以及耐高溫低溫等等抗逆特征。他們還在研究一種直接針對消費者的高抗性淀粉水稻,人吃了以后糖化速度很慢,不容易代謝,對糖尿病患者很有好處。

“所有這些品種的專利要么已經過期了,要么都在我們手里,在國內銷售不存在專利問題。”他最后補充了一句。

看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可事情真的就那么簡單嗎？讓我們來看看轉基因水稻成果鑒定會后都發生了什么。

張啟發的豪賭

“1999年農業部為轉基因水稻召開成果鑒定會,很多種子公司都派人來參觀,我們當時根本沒有意識到這里面有什么問題,而且覺得這是國家的研究項目,無需自我設限加以保護,因此現場沒有做任何限制,很多種子就是那時被人拿走的,轉基因水稻很可能就是在那時傳播出去了。”張啟發對本刊記者回憶說,“后來在國家轉基因重大專項的支持下,我們決定要搞一個中國的農業生物技術種業企業,便成立了一個公司,把轉基因水稻交給公司去運作,承接后續的環境釋放試驗和生產性實驗,并請湖北省預防醫學科學院做生物安全性實驗,用的是藥的標準,因為當時中國對轉基因食品的評價還沒有定型的法規。”

按照張啟發的設想,這家公司不屬于任何一家學校或者研究所,而是設在開發區,由政府和企業出錢,華中農大出技術。最后他找到了“東湖高新”,這是一家專門做開發區園區建設的公司,和農業沒有關系,結果雙方在基本理念上產生了分歧,再加上轉基因水稻因為各方反對而沒能被批準上市,公司很快就解散了。

因為這件事,張啟發被反對轉基因的組織罵成了漢奸,這讓他百思不得其解。“我個人覺得,把我跟轉基因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因為從我這么多年的研究歷史來看,轉基因所占的分量其實是很輕的。”張啟發對本刊記者說,“我在過去20年里主要干了兩件事,一個是啟動和實施了水稻功能基因組計劃,二是提出并實踐了綠色超級稻的概念。”

第一項工作是張啟發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首先開始的。當時國際生物學界在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刺激下,紛紛提出要搞自己的基因組計劃。中國當時提出了水稻基因組測序計劃,在努力推動這項計劃的同時,張啟發還意識到,光測出基因組順序遠遠不夠,還必須知道這些基因都是干什么的,于是他提出要做水稻功能基因組,把DNA順序和功能對上號。經過國內外科學家10多年的努力,目前已經搞清了大約2000個基因的功能。張啟發希望到2020年時把水稻基因組中5萬個基因的功能全部搞清楚,如果真的實現了這個目標,水稻育種將會產生質的飛躍。

第二項工作是從1998年開始的,可以說是第一項工作的自然延續。通過研究水稻功能基因組,張啟發發現很多基因都是和農業所需的性狀有直接的關系,而當時他已經意識到中國農業的“高投入高產出”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將會給中國環境帶來滅頂之災,于是他提出利用基因技術全面改良水稻品種,在產量、品質、抗性(包括抗病、抗蟲、抗旱)和營養高效利用(比如氮、磷、鉀等)等多方面都有所提升,最終的目標是培育出“綠色超級稻”。

“從操作層面講,‘綠色超級稻’的定義就是‘少打農藥少施化肥節水抗旱優質高產’這16個字,我越來越覺得這才是中國農業應該走的方向,光提高產量是遠遠不夠的。”張啟發對本刊記者說,“我很高興地發現有越來越多的人認同我這個想法,擁抱綠色超級稻概念的有識之士越來越多了。”

不過,中國落后的品種審定制度給綠色超級稻的推廣帶來了很多麻煩。“中國品種審定過分強調增產,不增產就不給你發證書。”張啟發說,“綠色超級稻要想真正在全國推廣,就必須修改品種審定標準。”

好在中國科技部還是明白其中道理的,將綠色超級稻列入了“863計劃”中。如今第一輪研究已經告一段落,并在全國推廣了60萬畝初步具有綠色超級稻特征的水稻新品種。科技部計劃在未來5年內還要再投資1.5億元人民幣。

“實現這個目標難度很大,那16個字中每一個字的背后都必須有很多技術手段作支持,需要大量基因的聚集,如果僅依靠在大田里搞常規育種,用眼睛看用尺子量,也許可以在某個方向上走幾步,但不可能滿足全部要求。”張啟發說,“另外,轉基因是會起一定作用的,但不能解決所有問題。要想實現這個目標,基因組技術是關鍵,所以我提出了‘基因組育種’(Genomic Breeding)這個概念,我們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氣研究功能基因組？就是為育種服務的。”

水稻是亞洲品種,中國在水稻領域的基礎研究水平很高。張啟發認為,要想打破外國種子公司在中國的壟斷地位,水稻是一個關鍵的突破口。“但不管怎樣,要想打敗孟山都,首先必須向孟山都學習,遵循人家的運營模式,把強大的資本運作、研發能力和市場開發能力結合到一起。不能再按照以前的舊模式,把重點都放到科研院校里,那樣無非是多了幾篇論文,多培養幾個人才而已,最后都被外國公司雇用了。”張啟發說。

“科研單位的思維方式與產業是不一樣的,以科研單位為主體是做不出產業的。”張啟發說,“當年轉基因重大專項在啟動時,我感覺還是和以前的做法一樣,這樣弄最后不大可能有新的收獲,在產業方面難有大的作為。”

呂玉平當年之所以選擇回國工作,主要動力就是想推動轉基因生物技術在中國的產業化。他相信轉基因重大專項的實施將會助推中國生物技術產業化的步伐,但后來發生的事情卻讓他有些失望。

“我當時覺得220億元人民幣很多了,平均每年20個億呢。如果這筆錢主要用來培育現有的國內支柱企業或者用1/10的資金組建一個國家級新企業,以產品主導市場,是可以讓一批企業大展拳腳的。可結果是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大部分錢都支持了科研院所,僅有小部分企業參與了該項目。”呂玉平對本刊記者回憶說,“轉基因重大專項本來是以產品研制、公司培育和市場運作為導向的,可是從目前的進程看,企業在轉基因重大專項中似乎缺少被培育和作為主導的機會。”

在呂玉平看來,公司和科研單位本質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最終目的決定了兩者的運作方式很不一樣。“科研的目的是出論文,基因是科學家的最終產品,他只要把這個基因的功能搞清楚,然后再種幾十株苗出來驗證一下,就可以寫論文申請研究經費或者申報科研獎了。可對于公司而言,基因只是手段,種子才是產品,孟山都搞了這么多年研究,最終也就只有幾個基因變成了產品而已。”呂玉平說,“舉例說,你可以把某個抗旱基因轉入植物中讓它抗旱,但一個種子要想進入市場的話必須禁得起風吹日曬,任何一個地方不合格都不行,這就必須做很多次轉基因,從大量候選種子中篩選出合格的品種。孟山都每一個上市的品種都是在1萬～10萬個轉基因植株中篩選出來的,這樣的工作研究所是不會做的,只能由公司來做。”

如此高的投資必須有高的回報,這是公司的性質決定的。孟山都不是公益組織,它的所有產品都是以上市銷售為最終目的的,這就是為什么孟山都沒有推廣轉基因小麥的原因。“他們的轉基因小麥早就做好了,政府也批準了,但因為民間反對聲音太大,怕市場不接受,因此一直沒有推,這是一個商業決定,和科學沒有關系。”呂玉平對本刊記者說,“與此相反,中國農業部頒發安全證書的兩個品種當中有一個是轉植酸酶玉米,它的本意是讓玉米飼料更容易被消化,但植酸酶完全可以通過細菌發酵來生產,每袋才幾分錢,農民買來加在飼料里就行了,不必使用轉基因。所以說,這個技術本身是好的,但是能給企業帶來多大的商業化前景還有待于市場來論證。”

除此之外,在專利問題和監管機制這兩方面,私營公司和國家科研機構的區別就更明顯了。根據《收獲之神》一書的記載,早年間加入孟山都的科學家們最不習慣的一點就是孟山都嚴格的專利管理制度,沒有專利部門的同意,科學家連話都不能隨便講,更不用說把種子隨便交給外人了。轉基因技術剛剛有了點眉目后,立刻遭到了來自環保人士的強烈批評,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奉行自由主義政策,不希望政府插手此事,但是孟山都吸取了化學工業的教訓,未雨綢繆,積極配合美國政府相關部門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事后證明,孟山都的這個做法一舉兩得,一方面不給反對派留下把柄,另一方面通過參與政策法規的制定,提早規避了可能出現的風險。

對比一下轉基因水稻和綠色超級稻在中國的遭遇,兩者真是有天壤之別,我們在知識產權和政策法規這兩方面都遠遠落后于人家。

“中國種業的盜版現象非常嚴重。按照官方數字,‘先玉335’在東北地區的市場占有率大約是30%,但實際上有無數小公司都在偷偷賣盜版,也就是行內所說的‘套牌種子’。‘先玉335’的套牌和正品的比例差不多是2比1,價格則反過來,套牌是正牌的一半,而兩者的質量相差無幾。”劉石說,“如果國家將來想發展自己的種子行業,那就必須首先解決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否則將會嚴重打擊中國種業公司的研發積極性。”

“種子是一種很特殊的產品,研發周期非常長,專利丟失的風險卻很大,所以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格外嚴格。”汪泓對本刊記者說,“國際上有一個‘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nion for Protection of New Plant Varieties),分別在1978和1991年通過了兩個公約,保護育種家的知識產權。中國加入的是‘78’版本的公約,而國際上都希望中國能加入‘91’版本,這個新版本對育種家的保護措施更加嚴格。”

雖然存在那么多困難,但是出于對中國糧食安全的擔憂,張啟發依然決定要組建種子公司,借助商業力量推動中國種業的向前發展。他尤其看好水稻,相信中國依靠自己在水稻研究上的領先地位,完全可以和外國公司一決雌雄。但是上一次失敗的經歷讓他意識到,光有論文和公司還不行,還要有一些別的東西。

“外國大公司科學家的科研水平不見得有多么高,單項技術也未必有多么先進,但人家是一個個巨大的實體產業,技術集成度高,資金雄厚,相當于正規軍。中國現在的這些公司只相當于游擊隊的水平,就好像毛主席說的‘叫花子跟龍王爺比寶’,怎么比得過？”

張啟發的說法有一定道理。僅僅孟山都一家公司,2012年的銷售額就達到了135億美元,這家公司每年都會拿出銷售額的10%用來搞研發,這就是13.5億美元,相當于80億元人民幣。相比之下,中國的轉基因重大專項是220億元人民幣,這筆錢還是由相關領域的十幾萬名科研人員一起分12年花,孟山都則是8000名研究人員用一年的時間來花這80億元,雙方實力的差距由此可見一斑。事實上,如果沒有中國政府制定的保護政策,中國種業會敗得更慘。

“幾年前全球爆發經濟危機,可中國的‘兩桶油’卻逆市堅挺,活得很好,一點沒受影響。我從中受到啟發,終于想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唯有強大的國企才能發展中國生物技術種業,與孟山都抗衡。”張啟發對本刊記者說,“于是我選擇了中國種子集團,它是目前種子行業里唯一的央企,尤其是被中化收購之后,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據中種集團副總經理田冰川介紹,該集團是1978年經國務院批準在原農林部種子局基礎上成立的我國第一家種子企業。該集團曾經在經營上遇到過一些麻煩,但在2007年經國務院批準并入中化集團成為其全資子公司后,業績直線上升,目前注冊資本達到9.44億元,在國內種業企業中穩居第一。

“如果我在有生之年還能對這個國家有所貢獻的話,中種是唯一的可能。我打算花10年工夫賭一把,爭取到2020年時組建一個2000人的研發隊伍,擁有一個10萬平方米的研發空間,這樣的話我們在世界上就有一席之地了。”

“我理解張啟發的心情,但中種集團和‘兩桶油’很不一樣,種業和無線通訊或者航空航天領域也很不一樣。”中種迪卡公司總經理汪泓對本刊記者說,“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種子行業變成了一個高度私有化的領域,國內沒有任何一家企業的市場占有率能夠達到5%,競爭相當激烈,中種集團雖然算是比較好的了,但是仍然沒有足夠的話語權。”

“中種的戰略目標和張啟發院士的夢想是一樣的,都是想把中國變成一個種業和農業強國。”田冰川對本刊記者說,“種業在我國的地位比較特殊,既是充分市場競爭的產業,又是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核心產業,我們愿意與各種類型的種業企業合作,實現優勢互補。”

田冰川認為,中國在傳統育種方面比國外落后較多,但生物技術這塊差距并不大,努力一下是能追上去的。事實上,中種迪卡種子有限公司就是中種集團和孟山都聯合成立的合資企業,其通過常規育種培育出來的迪卡玉米種子在中國西南地區賣得很好。與此并行的是,中種集團于2011年啟動了“中國種子生命科學技術中心”建設項目,主攻生物技術育種。該中心立項投資50.6億元,是迄今為止我國種業企業在自主研發方面最大規模的投資。

呂玉平則選擇了一條和張啟發相反的道路,于2010年加入了私營企業“大北農”。大北農成立于1993年,目前主營飼料業務,2012年的銷售額將近106億元人民幣,種業只占5%。大北農集團拿出5億元人民幣資助呂玉平辦起了大北農生物技術中心,主攻轉基因育種,這在私營企業中是相當罕見的。

“目前我看好玉米將會是第一個被批準在中國種植的轉基因糧食作物。”呂玉平對本刊記者說,“我們中心正在做玉米和大豆的抗蟲抗除草劑轉基因品種前期研發,而且我們是按照國際標準來做的。我相信未來幾年內中國一定會放開轉基因市場,我希望到那時我們能立即拿出合格的產品來和國際種子公司競爭。”

“我希望到2020年時中國能有一個進入世界十強的種子企業,中國種子集團和大北農可能是最有希望的兩個。”張啟發說。

結語

說了半天中國種業的故事,但種子畢竟不是農業的全部。一粒玉米種下去,會收獲300～500粒種子,價值擴大了300～500倍。中國農業的總產值比種業大幾百倍,也重要幾百倍。我們到底是應該全力保護中國種業,還是把中國的糧食安全放在第一位呢？

換句話說,種子和糧食,誰更重要？